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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

发布:2009-6-30 22:14:34  来源:首都人  编辑:佚名
    现在座落于虎坊桥西北角的京味书楼可是北京有名声的一家书店了。它以销售京味文化书籍出名,在那里可以买到各种有关北京知识的书籍。尤其它每两周一次(起初是每周一次)的京味文化讲座,组织作家学者与读者见面,更是轰动一时。作家义务为读者讲课,听众慕名瞻仰作家丰采。周六上午9时作家按时到达书店,小小的店堂楼上已经挤满了远道赶来听讲的听众,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。作家报告之前,记者抢着向作家采访,报告完后读者又排着长队请作家在他购买的书上签名。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4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叶圣陶、朱自清先生也是这样利用业余时间接近读者,宣传进步思想,鼓励读者读书。京味书楼继承了历史上进步书店的光荣传统,在90年代的今天,也办起了这种作家和读者见面的活动,难怪它深得人心,读者蜂涌而至,既开展了销售业务,也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赞扬,这种创造性的活动发展并充实了书店的业务,使书店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

    人们会看到京味书楼外墙高处刻有1920年的字样,说明这幢建筑物始建于1920年,那么这座楼从前是什么地方呢?这要从康有为、梁启超创办强学会书局(又叫长兴书局)说起。清末康、梁变法失败之后,他们致力于文化活动,在琉璃厂开设了长兴书局,印刷新书。时间不长,长兴书局歇业,其资产一部分转入通学斋书店,一部分并入直隶官书局。直隶官书局设在虎坊桥乐平会馆及会馆后身一带(即今珠市口西大街257号),业务很不景气,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了这个产业,改名京华印书局,重新整顿,淘汰了木版印刷,全部采用铅印和石印,改印小学教材导读物,业务又发达起来。京华印书局又在和平门内北新华街西侧买下一所房子,增添了彩色石印业务,与西珠市口的厂房分称南厂与北厂,这时京华印书局业务十分发达,职工达到250人,成为北京很有名的一家企业。辛亥革命以后,新文化运动兴起,京华印书局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,南北两厂场地已不再敷用,就在1918年起在虎坊桥兴建起钢骨水泥的四层大楼,1920年新楼落成,这座四层新式大楼在当时北京是很少有的新式建筑,京华印书局增添了平版印刷、凸版印刷方面很多新的机器,除了印刷一般书刊外,还承印了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书刊,并且为故宫博物院承印画刊,业务范围还发展到天津、沈阳等地,它不但是北京的头等企业,还成了全国有名的实业,职工达到400多人,这应该说是京华印书局的全盛时期了。1928年政治中心南迁后,北京的印刷业就逐渐萧条起来,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,尤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以后,北京市场衰落,各行业奄奄待毙,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还想掠夺京华印书局作为它的反动印刷机构。日本投降以后,经过三年解放战争,等到北京解放时,这家原来华北很有名的工厂已经由全盛时期的400多人降至40多人,它确实是濒临死亡了。

    我在1950年来到京华印书局,会见了当时京华印书局的经理宣芦先生。他是原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派到北京来经营京华印书局的代表,熟悉这家华北有名工厂的历史。我俩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谈话,他指着这张桌子对我说:“这张桌子就是康、梁当初办公用的桌子。”谈到日寇统治期间的残酷迫害,他如何在敌人的魔掌下费尽心机保存了这家工厂时,他不禁痛心疾首,伤心欲绝。解放以后在党的发展工商业政策的扶植下,京华印书局得到了新生,职工又由解放初期的40多人逐步发展到300多人,从一家工厂的兴衰看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。宣芦先生一直是我熟悉的朋友,他大约于70年代去世。

    “文革”期间,京华印书局被并入其他工厂,改称“北京新华第二印刷厂”,“六厂二校”是当时所谓“影响”极大的单位。“文革”以后这座历尽沧桑的工厂又划归中国书店,成为它的书库。我曾在萧新祺先生陪同下参观过书库,看到满地尘土堆积中的层层叠叠的旧书,又想起解放初期和宣芦先生在这里促膝谈心的经过,不禁黯然神伤。历史变化何其神速,使这家著名的工厂发生了这样显著的变化!但是这次京味书楼的建立,使我精神振奋,由强学会书局到京味书楼,历史阴差阳错地把这所建筑重新安排到它原有的位置上,这是一个奇遇。我由于知道其间的历史变化,所以非常珍惜这个变迁。希望京味书楼今后愈办愈好,使这所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迸发出灿烂的光辉。

北京东四清真寺藏《古兰经》手抄本   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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