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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《新青年》杂志

发布:2009-6-30 22:23:08  来源:首都人  编辑:佚名
    所谓新青年,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。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,身穿灰布长裳、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,与长袍马褂、墨守成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——俨然两大阵营。新青年的源头,可追溯到谭嗣同、陈天华、邹容(革命军中马前卒)、徐锡麟、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,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。于是,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,走来一代新人。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、以游行的标语和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,对残留的旧制度、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。因此,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。
   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。甚至他创办的刊物,都最先命名了“新青年”这一概念。1915年9月,他在上海筹办《青年杂志》,并在创刊号发表《敬告青年》的寄语,向青年提出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、“科学的而非想像的”等六项建议。一年后,刊物正式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在读者中,有个叫蔡元培(新任北京大学校长)的人,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。陈独秀来北京出差,蔡元培三顾茅庐,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,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—此求贤若渴之举,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。《新青年》也就随之迁至北京。1917年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《文学革命论》,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: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,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;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,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;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,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”。他随即又打造了《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》、《宪法与孔教》、《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》、《复辟与尊孔》等一系列檄文。尤其是他在1919年1月为《新青年》撰写的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中指出:“拥护那德莫克拉(Democracy)和赛因斯(Science)两位先生……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,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”公开张扬起民主、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。 

    那一代新青年,几乎都是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的学生,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。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,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面貌一新的“学生军”的班长,率领大家苦读、操练、实践。那一时期的陈独秀,真正是羽扇纶巾、雄姿英发。

    《新青年》立足北大,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,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。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、示威游行,以及火烧赵家楼,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: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,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,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。同年6月,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,《新青年》暂时停刊。第二年5月,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,《新青年》也随即转战上海。一本杂志,与一个时代共命运;一个人(譬如陈独秀)身上,也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。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,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、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。

   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,是1918年春天加盟《新青年》的。五四运动前夕,他还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一文。当迁回上海的《新青年》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,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。与其是北大同事、《新青年》同仁的周作人,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,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(因《新青年》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):“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,而且他又勤快,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,所以找他最适宜,还有一层,他顶没有架子,觉得很可亲近……”李大钊参与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时,尚不满30岁,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。然而1927年,这位昔日的“新青年”倒在了张作霖大帅的屠刀之下。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,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。

  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,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。作为主战场的北大,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。校长蔡元培善于兼容并蓄,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,既吸纳了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新鲜血液,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、梁漱溟、林纾等保守派。胡适却是个特例。胡适属于“改良派”的新青年,他接触《新青年》甚早。1916年10月,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(时年25岁),即在《新青年》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《文学改良刍议—与陈独秀书》,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,数月后又发表了几首白话诗(后收入《尝试集》中)。1917年底,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。不久即与李大钊、鲁迅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共同策划、轮流值班。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,还发表过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等文章。总体上而言,胡适“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,而且也不无偏激,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,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”。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,也导致他最终与《新青年》分道扬镳。

    若按年龄来说,胡适比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人都要年轻。可惜,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。后来,他甚至希望把《新青年》定位为远离政治、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,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。胡适,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。从此时起,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,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。

    可以说,《新青年》促成了鲁迅的诞生。周树人是在参与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,才开始写小说的。《狂人日记》1918年5月发表于《新青年》,首次署笔名鲁迅。1919年4月和5月,《新青年》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《孔乙己》、《药》,等等。当时的读者,是通过《新青年》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。鲁迅后来写的杂文,同样带有“新青年”的影子:热血沸腾、锋芒毕露、摧枯拉朽。鲁迅到老、到死,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,保持着“新青年”的激情与锐气。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。

    鲁迅与胡适,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。是做书生,还是做斗士?是做改良派,还是做革命家?是在沉默中爆发,还是在沉默中夭亡?是以笔为剑,还是解甲归田?

    真正的新青年,是不会老的,更不会退却。用陈独秀的话来说,“就是头断血流,都不推辞”;用鲁迅的话即是:“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”,属于“‘人’的萌芽”、“个人的自大”、“超过祖先的新人”。

    真正的新青年,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,即使在彷徨的过程中,也不会闭目塞听、装聋作哑。他们以呐喊、以控诉,为呼吸的方式。

    真正的新青年,不是阿Q、孔乙己、闰土、祥林嫂,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—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。是在沸水里烫过、血水里泡过、碱水里煮过的,是剥皮削肉、脱胎换骨的。他们是《早春二月》里的萧涧秋,《青春之歌》里的林道静,是柔石、胡也频、萧红、郭沫若、巴金……

   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,还出过一位伟大的人物:毛泽东。

   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,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,也举家北迁,出任北大教授。不久,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、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,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,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(今十五号)恩师的寓所。青年毛泽东,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—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、挟一柄油纸伞,大步流星?

    杨昌济是《新青年》的支持者,也是他最早将《新青年》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。在其眼中,毛泽东、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的“新青年”,前途无量。他预言“毛、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”。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,还举荐毛、蔡二人:“吾郑重语君,二子海内人才,前程远大。君不言救国则已,救国必重二子。”

   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,不仅有理想,也有爱情。他借宿于杨宅南房靠院门的单间,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倩影。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,经常在胡同里散步、在四合院里聊天,并且给庭院内新植的枣树培土、浇水,这棵枣树是二人真情萌动的见证。据说建国后,本院的住户特意给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过新采摘的鲜枣。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尝了?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树结出的新果,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   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,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。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(今为吉安左巷8号),与另外六位年轻人(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)合租了三间北房,共挤一张大炕——火烧得很旺吧?毛泽东曾写道:“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,隆然高炕,大被同眠。”这恐怕已构成他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。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:“当年寓此的年轻人,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,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。”

   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“打工”期间,常与李大钊、邓中夏等人畅谈国事、家事、天下事。天寒地冻的北京,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。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,可惜失之交臂,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。

    毛泽东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,宣布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”之前,曾两度踏上北京的土地: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,住了半年多;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,他率领湖南各界“驱张”(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)请愿团,顶着严寒北上,投宿在北长街99号(今为20号)福佑寺后殿。次年4月,他南下去上海。他与北京再见面,要等到29年之后了。

    29年之后,昔日的热血青年,已是这泱泱大国之领袖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—既是面对操练的士兵(阅兵式)以及欢呼的群众,也是面对昨天的自己。

    弹指一挥间,他由客人变成了主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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